至于王朔，就更不用说了。《阳光》是根据王朔的小说《动物凶猛》改编的。

电影出来以后，有人问王朔，姜文出一万，别人出十万，你这个改编权给谁。王朔说，当然还是姜文。但是，王朔特别害怕跟姜文争论，因为他争论起来没完没了，拽着你的袖子不放，非要知道这个为什么好，那个为什么不好，你为什么是这么想的。

姜文也容易得罪人。问题问多了，意见说多了，有的人就会觉得自尊心受损。按照高军的说法，姜文是个“尊重对手，不尊重朋友”的人。“一旦他觉得你有能力有实力，他就很尊重你。要是你是跟他一起厮混的朋友，他可能就会不那么在意你的感受。”

姜文算是少年得志。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是《末代皇后》，演男主角。那一年他才22岁。23岁的时候，他和刘晓庆一起主演了谢晋的《芙蓉镇》。这已经是1980年代中国影坛最顶级的阵容了。24岁，他主演张艺谋的《红高粱》，跟导演彻夜谈戏，加入了撒酒疯之类的段落。总之，姜文除了友情客串以外，就没演过配角。他快30岁的时候才演了人生中第一部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。32岁的时候，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问世。

这样的履历在后来的导演、明星和演员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。姜文的创作生涯太顺利了，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很多行家的肯定。姜文年轻气盛，被保护得很好。他一直在单纯的创作环境里生活，人也很单纯，不是那种精通人情世故的人。他简直是在一个艺术真空里生活。2007年，当别人问他看不懂他的电影怎么办的时候，他脱口而出：“看不懂就多看几遍。”

在马珂看来，这话倒并不像后来媒体广泛解释的那样，是句“负气的话”。“这恰恰是他没有经验的地方。他不是一个有太多社会经验的人，也不懂太多人情世故，不会左右逢源。他跟媒体打交道本来就紧张，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。这对他来说，只是一句实话而已。他就是那么想的，他就那么说。不过后来我们知道，其实有些场合人们巴不得听假话，大哥求你了说点假话吧，我们好交差。”

面对姜文的时候，你会有种错觉，似乎他的电影和电影市场磨合的问题，实际上就是他的个人意志和外部社会磨合的过程。当初，《太阳》是他第一次大规模地和资本、市场打交道，但是失败了。他自己说，他就是从那几年才开始进入社会的。他意识到，他必须从电影里走出来。“有一个朋友说，这不是一个剧本，这是一个现实。我以前不认为社会是需要认识的。40岁以后，我才觉得社会是需要认识和适应的，也不是随意能改变的。”

如果说《让子弹飞》就是姜文调整自己、适应社会的第一步，那么马珂就是帮助他迈出这一步的人。决心是他自己下的，但要有人帮忙操作。毕竟拍电影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小班子能够完成的事。和华谊兄弟的“王冯组合”不一样，马珂和姜文的合作并不是资本意义上的合作，而是工作方式上的合作。《太阳》上映的时候，姜文惊觉情况不对，打电话叫马珂来帮忙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这一次拍《让子弹飞》，影片从策划阶段就已经开始考虑宣传发行的因素了。

2007年，马珂和姜文一起注册了不亦乐乎公司。他问了姜文两个问题。是不是要做一部有票房的电影?是。是不是要做一部有观众的电影?是。有了这个定位，他们从十几个项目中挑中了马识途的《夜谭十记》。

“之所以选这个项目，第一它的故事很简单。第二它有一个很传奇的时代背景。第三它的三个人物也很有意思，能够做成我想要的一个全明星阵容的电影。”马珂说。

选好了故事，接下来是讨论剧本阶段。这个阶段长达一年半，马珂用“极其崩溃”来形容。不过，这正是导演姜文最喜欢的工作阶段。在他看来，影片一旦开拍，就是施工而已，大几百号人，唯有磨剧本才是最纯粹的文艺创作。

这个剧本有过很多名字，叫过《火烧云》，也叫过《何处不销魂》。当定稿《让子弹飞》的时候，已经改了十几稿，用过四五个编剧。在朱苏进写的第一稿剧本里，影片开场是葛优、刘嘉玲和冯小刚坐着轿子赴任的戏。这场戏最后被改成了“马拉火车”的镜头。三个人坐在火车车厢里吃火锅，火锅冒出的水汽犹如浓烟，一路远去。这列火车并非蒸汽动力，而是由几匹白马拉着，奔跑前进。

“这样的视觉效果才好看。要是用轿子，也太电视剧了。”马珂说。

修改剧本的过程中，姜文照例找了很多朋友来出主意，有作家，有画家，有评论家。但是马珂瞒着姜文，偷偷请了很多非专业人士来听剧本，有护士，有外科主任大夫，还有运动员。“这种办法一定有效。姜文也要改变思路。既然要做有票房的电影，普通人的意见就很重要。”

在确定演员阵容的时候，葛优是不二的人选，但是马珂始终坚持必须邀请周润发。这倒不是出于粉丝心态，而是专业化的市场判断。“很多人不理解。一来发哥很贵，二来发哥最近几年主演的华语片的票房也不是很好。但我坚持要组这个局。我可以用差不多的价钱同时请到梁朝伟和章子怡，但是这戏只有发哥压得住，有话题。”

与此同时，融资步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。姜文新片要开拍的消息一放出去，很多民企老板找上门。“有很多煤老板——我山西人嘛。还有做房地产、做能源、做金融的，我全挡了。我要聪明又简单的钱，傻钱我不要。当钱不在合适的位置上时，一点价值没有。我希望投资者除了带给我钱，还能带给我资源。”

最后的投资组合是一个不短的名单。《让子弹飞》的制作成本一亿一千万，宣发成本接近5000万。其中，马珂在不亦乐乎的盘子里投资了将近一半。接下来，董平旗下的中联文化投资了3000万，四川峨眉集团投资了1000万，江苏广电旗下的幸福蓝海公司投资了2700万，此外，还有英皇和中影公司的投资。

马珂分析说：“四川峨眉集团旗下有四川省最大的院线，《让子弹飞》这次有四川话版本，又要在四川做大规模的宣传活动，所以这个院线资源对我们是很好的补充。幸福蓝海也是一样，江苏广电有当地的院线资源，又有全国排名前三的电视媒体，对影片宣传有帮助。中影虽然只投了7%的钱，但是中影有全国最大的院线。至于英皇，他们有海外推广宣传的经验。”

今年3月，《让子弹飞》在北京杀青。但是影片的档期在此前的一个月就定下来了，将于年底12月16日全国公映。贺岁档是全年“最宽、最肥”的一个档期。按照统计，五一档期最高当日票房是3500万，而贺岁档期的最高当日票房是8000万。

高军说：“有六大因素可以预测和控制票房。第一是影片本身质量，可看度高不高。第二是档期，不同的档期就是不同的消费均线，秋天上映的片子再怎么卖也不会有贺岁档期的票房。第三是市场覆盖，出多少拷贝。第四是宣传覆盖。第五是同期竞争对手的因素。第六是可能形成的口碑。”

这是一个规则之下理性生存的时代。当姜文的电影和一家公司捆绑在一起的时候，拍电影就不再是一位艺术家的个人行为，而是一个公司行为。《让子弹飞》拍完了，一切围绕着“做一部有票房的电影”的核心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

由于产品定位和主创个人品牌的不同，国产电影的拷贝量往往有巨大的数字差异。贾樟柯的影片拷贝只有100个左右，几年前《太阳》的拷贝却达到了700个。这一次，不亦乐乎公司为自己的第一个产品准备了500～550个胶片拷贝和无上限的数字拷贝。

“到今年年底，中国可能还会再增加500块银幕，其中绝大多数是数字银幕。我们又有普通话和四川话两个版本，可能会因此制作3000多个数字拷贝。”马珂说。

至于影片的宣传覆盖，它有自己的节奏。从影片筹备、开机的时候起，常规的媒体宣传就在按部就班进行，确保观众知道这部电影。从今年10月开始，提前两个月发放影片制作花絮视频，使观众对这部电影感兴趣。11月，开始投放城市车体广告、公车站牌广告和城市大屏广告。一般来说，这些视觉广告投放提前2周，为了加大宣传力度，这个剧组提前了5周。到了影片上映2周之前，观众们会从电视上看到《让子弹飞》的电视广告，最终促使他们掏腰包进电影院。

一部电影是否能够在市场上胜出，是影片本身质量和发行宣传策略的综合比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宣传和发行策略已经被前置了。实际上，《让子弹飞》不只是一部电影，它是一个以影片为核心内容的公司创业计划的第一步。

为了保证宣传效果，总经理马珂像个真正的创业者那样，亲自上阵设计影片海报。他是学实用美术出身，这个倒是难不倒他。11月底的时候，北京市民已经能够从公车站的广告牌上看到马珂的“设计作品”。不过，在马珂看来，这不是个“作品”，而是宣传产品的广告物。“很简单，三个人头，影片名字，上映时间，导演名字，哗一放，够了。千万别像有的海报，云山雾罩好像很艺术，但是在受众中没有到达率，白搭。”

马珂的步骤像个闹钟一样精确。它精确到让人怀疑的地步——散仙艺术家姜文能够这么轻易地被他说服，把拍电影彻底当做一个公司行为、一个商业行为吗?他真的会像冯小刚一样，变成一个“人民艺术家”吗?如果事情真的那样发生，就是好事吗?如果事情不那样发生，这家公司的生存前景又会有什么变数?

姜文47岁，马珂37岁。姜文摩羯座，马珂处女座。姜文已经有3个孩子了，马珂也是一位父亲。再过十几年，马珂50出头，姜文60出头，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，他们可能也像冯小刚说的那样，“离开这个操蛋的行业”了。不过，当他们还停留在这个世界里的时候，马珂感受得到姜文的变化——依然坚硬，但是更有韧性了。

“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，作为一个职业导演，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到今天，你必须面对市场，考虑市场的接受度。姜文是一个非常善于清空和自省的人。《太阳》之后，我很幸运在这个时间点上跟他合作。他开始反省自己，是不是该放掉一些东西，不要对什么都较劲，让自己快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但是同时他又是个理想主义者，有些东西他永远也放不掉，也改不了的，就是对于自己作品的理解——这正是姜文的可爱之处。”

说白了，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适应市场化生存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太像真的了，以至于听起来不那么美好，甚至叫人有点儿忧伤。不过既然这一天迟早要来，早点来总比晚来的好。